古代科学技术杭州市科技志古代科学技术古代科学技术，是指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大致分为远古科技知识的萌芽、钱塘时期的科技和杭州科技的发展三个不同阶段，使杭州逐步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下面，按不同的专业和学科分别进行介绍:
1.农业科技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杭州先民主要从事以水稻为主体的原始农业生产，品种有籼稻与粳稻两类。从半山水田畈遗址出土的稻谷统计，粳稻已占60%－70％。他们使用的农具大多是经过磨制加工的新石器，如三角形犁状器、扁薄穿孔石铲、耘田石器、石镰刀等。半山水田畈遗址出土的三角形石犁，腰长18厘米，底宽16厘米，中间有个圆孔，与现代南方铁犁形状相仿，只是多了一个圆孔而已。这种石犁的普遍使用，证明了杭州地区的原始农业已由刀耕火种阶段进入犁耕的新阶段。此外，还种蚕豆、花生、芝麻、甜瓜等作物。这一时期的耕作制度，已完成了由生荒耕作向熟荒耕作的过渡，即采用连种三五年，撂荒三五年的熟荒耕作制。东汉至南朝时期，北方军阀混战不止，大批农民迁居江南，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大江南北农业技术的交流和发展。作物品种，除籼、粳稻普遍栽培外，又增加了麦、粟、桑、麻等。据左思《吴都赋》记述，江南还出现了双季稻的栽培技术。三国时，钟离牧在永兴(今杭州萧山)垦田20亩，收精米60斛(石)，平均亩产达3石，产量较高。园艺种植品种主要有笋、*1(莼)、姜、瓜、韭、山药、芹、葵等10余种，以瓜、笋为多，其中以钱塘的燕笋、紫桂笋和富阳的越瓜为著名。桑树栽培开始推广。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间的农业科技进一步广泛交流，育种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使杭州地区的粮食作物品种增多，栽培技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粮 食 据《咸淳临安志》载，南宋时，水稻有占城(早熟)、红莲(中熟)、雷泥乌、雪里盆(晚稻)、赤稻、黄籼等6种;糯稻有金钗、社糯、光头、蛮糯4种。麦有大麦、小麦。豆有大黑、大紫、大白、大黄、大青、大褐、白扁、黑扁、白小、赤豆、绿豆、小红、白江、楼子蒙、青碗、白眼、羊眼、白红、白豌、刀豆等20余种。占城稻由越南传入中国，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北宋朝廷从福建种植的占城稻种3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推广。因占城稻种有耐旱的优点，可选择地势较高的土地栽种。这种稻产量高，一岁可收获两次。麦在南宋时期，在杭州地区得到迅速推广。因为大批北人随宋室南迁，种麦技术与吃麦方法亦随之南移。据南宋庄绰《鸡肋编》说，南宋初年，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江、浙、湖、湘、闽、广等地。麦价一斛高达一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稻”。今西湖群山中有大麦岭，就是因南宋时种大麦出名，而一直沿呼至今。
明清时，粮食作物品种继续引进与增多，可粗分为稻、黍、稷、麦、豆5大类52种，其中水稻最多，约占五分之三，主要是:黄秆籼(七月熟)、交白稻(逢白露则熟)、早迟芒、晚迟芒、金里银、红莲子、木樨黄、雁来青、泰州红、初秆黄、黑须、大黄稻、小黄稻、晚稻(种类不一)、鹅爪黄、赤芒儿、赤稻、红*;、早乌芒、迟乌芒、花莲子、银杏白等22种。糯稻也有早糯、晚糯、羊须、铁梗、光头、胭脂、乌鬃、马鬃、金钗、芦花等10种。 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是明代从海外引进的新品种。据明代杭州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载，玉米是美洲的农作物，16世纪传入我国，杭州是最早推广的地区之一，该书说杭州“多有种之”。甘薯也是美洲农作物，约在16世纪传入我国闽广，17世纪传入杭州，以高产、抗旱、抗虫力强而迅速传播，成为杭州重要的杂粮作物之一。
果 蔬 南宋时，主要蔬菜品种有苔心野、矮黄、大白头、夏菘、黄芽、芥菜、生菜、菠菜、
莴苣、苦荬、葱、薤、韭、大蒜、小蒜、紫茄、水茄、梢瓜、黄瓜、胡芦、冬瓜、瓠子、芋、山药、
牛蒡、茭白、蕨菜、萝卜、甘露子、水芹、芦笋、鸡头菜、藕条菜、姜、姜芽、菌等40余种。其中莴
苣、菠菜(原产西亚)等是唐宋时期从外地引进的新品种。杭州水果栽培约始于汉，有二千余年的
悠久历史。新《余杭县志》载，余杭的柿树栽培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南宋时，严州的桔山上有罗桴桔，人称仙人桔。至唐宋间，水果栽培品种已有桔、橙、梅、桃、李、杏、柿、梨、枣、莲、瓜、菱、木瓜、樱桃、石榴子、杨梅、甘蔗、葡萄等20余种。其中富阳王洲桔、临平甘蔗、西湖藕、湘湖莼菜、盐官枣等名闻京城。今杭州的菜市桥外，是南宋京都最大的蔬菜集市，也是全国之最。果树嫁接与修剪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优质品种的增多。富阳石榴、塘栖蜜桔、古荡大红菱、良渚黄粉为名品。余杭郡(今杭州)枇杷，唐代已为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塘栖产枇杷，胜于他处”。余杭超山的青梅，始种于五代后晋(936-946)，至清代为名品。
茶 叶 茶树栽培约始于唐代。陆羽《茶经》列出全国有四十三州产茶地，其中有杭州、睦州(即今建德)两处。当地人相传，淳安鸠坑茶已成为贡品。时人已懂得茶树“宜于山中带坡峻”地栽培的道理。据南宋地方志《咸淳临安志·物产》记载，唐代钱塘县西湖南北两山开始栽茶树，以宝云庵的宝云茶、下天竺的香林茶和上天竺的白云茶为佳茗。临安、於潜的天目山茶也为唐代名茶。南宋时，杭州及所属七县“大抵皆产茶”，以余杭径山、富阳西庵、分水天尊岩、新城仙坑山、於潜黄岭等地的茶叶最为有名。明代，茶树已成为杭州及属县普遍栽培推广的作物。其中尤以杭州的龙井茶为最佳。万历《杭州府志·物产》记载:“杭州各县皆有茶，然唯钱塘龙井及老龙井其品甚高。”万历《钱塘县志·物产》说:“出老龙井者，作豆花香，色青味甘，与他山异。”又说:“老龙井茶品，武林第一。”龙井茶、富阳茶、临安黄岭茶时为贡品。清代康熙、乾隆南巡杭州，曾多次观采龙井茶，不久成为清宫贡茶。清代时，除龙井为贡茶外，严州苞茶(建德)、莫干贡茶(余杭)、九曲红梅(杭州)亦为名茶。
棉 花 约始于宋元之际，明初开始普遍推广。按明代朝廷规定，每农户凡有5－10亩土地之
家，须棉桑各半亩，其中每亩收税棉四两。据康熙《仁和县志·物产》记载:“棉布，精曰棉，粗曰
絮，凡乡间皆为之，多出笕桥一带。”明代后期，余杭始植棉花，以临平、会堡、臬塘为多。
桑 树 杭州植桑最早始于南齐，永泰元年(498)建德县令沈王禹要求成年男子每年植桑树
15株，女子减半，促进了植桑的发展。栽培推广在宋明时期，南宋孝宗诏令，诸县能种植3－6万株者，
诸州府能栽培20万株以上者，知县、知州“论赏有差”。杭州主要有青桑、白桑、拳桑、鸡爪等种。
桑树嫁接技术的推行，逐渐形成了适合杭嘉湖一带的新桑种——湖桑，以高产优质而闻名全国。富阳的女桑为良种，余杭、仁和多为引种，称为富阳桑。
中草药材 杭州种植中草药历史悠久。唐代，睦州之中草药白英为贡品。宋明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据南宋《梦粱录·物产》记载，杭州的药材有云母、蒿本、茵芋、鬼臼、木鳖、地黄、牛膝、蛇床子、天门冬、白芷、白术、钩藤、覆盆子、麦门冬、地骨皮、牛蒡、百合、木通、何首乌、薄荷、紫苏、枸杞、茯苓、半夏、车前子、益毋草、黄精、菖蒲等74种之多，其中香白芷、紫苑、吴茱萸、续随子、麦门冬、千金草、山栀子、草决明、甜葶苈、金箔、银箔等13种为宋代贡品。宋代严州(今建德)中草药有款冬、半夏、菊花、地榆、白术、菖蒲、麦门冬、槲蕨芍药、瓜蒌、天门冬、枸杞、何首乌、
苦参、地黄等20余种。其中麦门冬、红花为贡品。
农田水利 杭州地处钱塘江下游，江潮涌溢之患的记载约始于秦汉，直至唐宋仍为主要灾害之一。东汉章帝元和年间(84－87)，郡吏华信在钱塘县东一里许用泥石混合堆叠而成“防海大塘”，长达数里，阻挡了钱塘江咸潮的涌入，保护了江边的农田与财产安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条海堤，后人称华信为杭州“第一功臣”。唐代大中年间(847-859)又建江堤。五代时，江潮之患又起，“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亩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钱氏家乘》卷八《武肃王筑塘疏》)。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吴越王钱*:发动兴筑捍海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门外，把石头装在竹篓里，积叠成堤;堤外用巨木打桩十余行以折水势，维护堤岸，后人称为钱氏捍海塘。1983年在扩建东河路时，曾发现这条防海塘的遗迹。南宋时期，潮患再起，淳熙元年(1174)，钱塘江大潮冲坏了捍海塘达一千六百余丈，湮没了仁和县临江两乡的农田。南宋朝廷为了加强对江海塘堤的维修，专门成立了“修江司”机构，下设捍江五指挥，每指挥约250人左右，加强平时的修葺工作。明代对江海塘的维修达11次，并逐步改泥石为石塘，改垂直砌法为坡陀叠石法，使石塘有一定倾斜度，减杀潮势。清初，在杭州湾的海塘外又利用海滩之沙，筑挡潮土坡，人称“护沙栏”。塘上改用巨石，采用纵横排列，相互交接处又凿槽笋，嵌合联贯，缝合处再用油灰抿灌，铁攀嵌口以免渗漏散裂。筑塘技术的进步，使海塘更加坚固，使杭州地区的农田免除了咸潮之患。
农田水利的另一重要工程是保持灌溉之利。余杭南湖的兴筑，始于东汉熹平二年(173)，县令
陈浑发动民工数万，在东苕溪流经处(今中桥乡一带)兴筑了南上湖塘与南下湖塘，储淡水灌田。宝历
年间(825-827)唐代县令归珧重浚南湖。上湖塘高约1.4丈，上下塘宽为2.5丈，周回32里28步。下
湖塘高1.4尺、上宽1.5丈，下宽2.5丈，周回34里180步。南湖的兴筑，保护了余杭、钱塘一带的农田。
据统计，唐代全国计修水利工程陂池有269处，浙江有30处，约占十分之一强，在杭州有八处:
杭州西湖，唐名钱塘湖，刺史白居易“始筑堤捍钱塘湖，钟
氵曳其水，溉田千顷”。
富阳县阳陂湖，贞观十二年(638)，县令郝石夫开，周16里，灌田万亩。
余杭北湖，唐代余杭县令归珧开，湖周60里，灌田千余顷。
严州(今建德)西湖广袤542丈，唐代咸通年间(860－873)，严州刺史侯温开。
寿昌西湖(今属建德)，广袤240步，景福二年(893)县令戴筠开，灌溉东廓之农田。
於潜(今属临安县)紫溪，贞元十八年(802)县令杜泳开，灌田40余顷。
新城(今属富阳)之北官塘，永淳元年(682)开，堰水灌田。
农 具 在原始时期，先民用新石器，约到秦汉，铁制农具与牛耕开始推广、普及。唐宋时期又
推广了适合江南土壤特点的农具——江东犁(又名曲辕犁)，它改进了畜力牵引的结构，便于摆动和掉
转方向，适合于江南土质粘重、田丘狭小的水田耕作。此外，省力而多功的铁塔(铁耙)的推广提高了翻地效率;水转筒车(又名翻车)的推广，改进了农田灌溉的技术，尤其是明代萧山人单俊良发明了牛转翻车，使灌溉效率大为提高。
2原始手工业技术
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手工业，以石器、陶器、玉器和竹器为主，制作技术已相当发达。
石 器 从近年老和山麓遗址出土的四五千年以前250多件石器表明，已由打制进入了以磨制
技术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多，所用原料以辉长岩、闪长岩、流纹岩、页岩和
砂岩为主，先人已懂得用不同性质的石料制造不同用途的生产工具，如石锛、石箭头、石纺轮等质料
多为页岩，砺石、石网坠、石钺的质料多数为砂岩，石斧以辉长岩、闪长岩为多，石刀以砂岩、页岩
为多，石扦以火成岩居多。石器形状有长方形、圆柱形、扁圆形、半月形、方栓形等，似有几何图形
知识。装柄、钻孔、表面磨制平滑等技术较为普遍，有的孔洞在石器中央，似有圆形中点的原始概念。石刀背厚刃薄，利于斧切，似有力学知识的萌芽。
制 陶 杭州的原始制陶技术以泥质黑陶最有特色。其中灰胎黑衣陶，烧成温度较低，胎质较
软，陶衣呈灰黑色，很易脱落，出土数量较多;少数为表里皆黑的薄胎黑陶，烧成温度较高，壁厚约
1.3－2毫米，近似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的蛋壳陶。除黑陶之外，还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其中夹砂
红陶的表面往往施加一层红褐色的陶衣。据考古学家测定，灰陶的烧成温度约为940℃。
陶器的成形技术已从手工制进步到轮制。器物外表除磨光外，还饰以弦纹、篮纹、绳纹、划纹、
波浪纹等。镂孔技术相当发达，主要见于豆把上有圆形、椭圆形、窄条形、长方形、弧边三角形等多
种形式。彩陶表面施粉红色陶衣，绘以红褐色旋纹，或施红色陶衣绘黑褐色斜方格纹。彩绘陶有黄底
绘红色弦纹和黑底绘金黄色弦纹。
陶器造型规整多样，有杯、碗、盆、盘、豆、壶、斧、鼎和大小尖底器。当时已注意选择可塑性
较强的粘土，并用淘洗的方法去泥土中的杂质，以制造质地较细致的陶器。在制坯时，还懂得掺进砂、
石灰粒、稻草末等以提高陶器的耐热急变性能，避免在火上加热时发生裂破。有时“掺和料”高达30
％左右。陶器表面开始注意美观，在陶器未烧之前，还用砾石或滑器在表面上压磨光滑，烧成后表面
就比较光亮。为增加一层陶衣，用粒度较细的陶土加上水制成泥浆，施加于陶器表面，烧成之后就成
了附着外表的一层陶衣。这种陶衣多为红或棕色。用粘土经水湿润清洗后，塑造成一定形状，凉干后
用火加至高温，使之烧成坚固的陶器。用高温把柔软的粘土变成坚固的陶器，以改变材料的化学性质
制造出新的器物，是原始制陶技术的重大进步。
从出土的陶器形状，有圆形、方形、菱形、珠形、弧形、圆柱形等多种图形看，杭州先民已有几何图形方面的初步知识。
玉 器 余杭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2000多件各种玉器，其品种有琮、璧、钺、环、镯、璜和各
种形器、杖饰、穿缀镶嵌用玉等20余种类型，大至琮璧，小至珠粒，都有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的痕迹。
常见的雕刻纹有阴纹细刻、浅浮雕、半圆雕与透雕。图案形式和谐对称，细刻纹纤宽仅01－02毫米，肉眼也不易辨认。这些玉器的制作采用以柔克刚的方法，即把砂(硬度比玉器大的矿石砂)和水作为介质，经反复碾搓琢磨而成。出土的良渚玉器，大多为透闪石、阳起石等软玉，结构为平行纤维，
是本地所产。软玉石的硬度为6－6.5度，相对密度为2.9－3.03。而新石器时代琢磨用的石英砂粒硬度为7
度。镂孔花纹是硬度7度的燧石钻出，方法是先从两面对钻出小圆孔再用小皮条弓向三个方向扩大沟槽逐渐
形成。玉琮上两眼，是用两个直径不同的小竹管琢磨而成，而眉、鼻、嘴、牙等则是用燧石钻雕刻出
来的。这是把琢磨与雕刻相结合的进步技术。
竹木器 杭州半山水田畈出土的木器有木盆、木杵、木榔头、穿孔木板和船桨等。木盆是用一
块完整木头刳成的，口径34厘米、深度12.3厘米的圆形盆，圆底弧壁，口沿磨平。木杵，中段较细，
残长67厘米，与现代木杵相似。穿孔木板，长方形，长约16厘米，宽约10厘米，中有3孔，孔径约0.4
厘米，可能是鱼网上的浮标。木榔头，是用一段完整的木头，一端削小，成为柄状，另一端去其棱角
稍微加工为头。这一时期已用竹编织篮子、鱼篓等，竹编物大多采用刮光的篾条编织，其方法已采用一经一纬、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菱形花格等经纬相交的编织技术。
3.传统手工业技术
丝绸纺织 杭州丝绸物以缣帛为最早。《南史·循史传》载，南朝初，钱塘县(今属杭州)令孙谦以廉洁名，离任时，民众纷送土产缣帛(双丝织成的细绢)。唐代时，杭州丝织业和丝绸练染业开始发展。所产的白编绫、绯绫已成为贡品。大诗人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作诗夸奖民间土产“柿蒂绫”。杭州所产的白苎(萱麻织成的土布)被少府监列为第四等(共分九等)。睦州(今建德)的交梭、文绫、绢、白萱布等为贡品。五代吴越国在杭州设立织室(管理纺织的机构)，专门生产宫廷所用的精致丝织品，有织工300多人，以织锦与织绫技术最为先进。南宋定都杭州，官府丝绸迅速发展，朝廷设有织锦院、染院、文绣院、裁造院，分工细致，技术精湛。在继承唐五代的传统产品外，又创新了博生罗、三法暗花纱、宋锦、缂丝等新花式。博生罗，采用经线相互环结如链状的绞织技术织成的罗，外观上又具针织的效果。三法暗花纱，采用两经相交起平纹的稀经密纬的技术而织成的提花，底明花暗，具有透明飘逸之良效。杭州的宋锦是经二重、三枚斜纹地，纬丝显花，色调深沉，晕裥相宜，古色古香，为裱书画的珍品。两宋的丝织工具已由手摇缫丝机演变到脚踏缫车。南宋于潜县令楼王王寿[HT]的《耕织图》还绘有一部大型提花机，这种提花机有双径轴和10片综，须由挽花工和织花工共同操作，才能织出各种丝绸。明清两朝，杭州仍是宫廷丝绸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有官营的织染局(南局)和织造局(北局)。北局分织和罗二作，有房屋120余间，生产的品种有绫、罗、锦、缎、剪绒、绸、绢、纱、礡等多种。民间丝织品以绮罗、秋罗、皓纱为名品。
杭州棉纺业始于宋元之际，明清得到迅速发展，以农村家庭手工业为主。据万历《钱塘县志》、《杭州府志》载，笕桥、乔司、大关、塘栖产棉布，富阳产兼丝布。此外，麻布、萱布、葛布、綦布(麻与萱交织而成的萱麻布)、黄草布(丝和棉交织物)及米囊布(米袋)等纺织技术也较发达。此时，丝绸纺织的练染技术也有发展，南宋杭州有钱塘陶四翁染坊所染“不肯红”、“天水碧”等染色绸为名品。古代练染业又分“经绒染坊”(为织物经纬原料丝加工)与“长头染坊”(为生产丝坯练染加工)。
航运与造船 新石器时代，杭州的先民已能用粗大的树干制成独木舟和船桨。半山水田畈遗址出土了宽、窄两种船桨。宽桨，宽约26厘米，厚为1.5厘米，桨翼末端削成尖状，另作柄捆绑在桨身。窄桨有三种，宽度仅10－14厘米之间，桨身与桨柄用一根木头削成，柄形圆锥。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船桨。东晋南朝时期，江河之船有了发展，能制造五丈大船。大业六年(610)，江南运河自镇江经常州、无锡、嘉兴至余杭(即杭州)，入钱塘江，长八百里，广十余丈。运河两旁建塘路植树，方便了杭州通往各地的陆路交通。两宋时期，是杭州古代造船技术的发达阶段，江海大舰、河上船舶、湖中画舫和龙舟等制造技术相当精湛。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两浙龙舟，长达20余丈，上层宫室层楼，设御榻，以供皇帝游幸之用，下为船工划桨、随从人员活动场所。据《梦粱录·江海船舰》记载，南宋时钱塘江边“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海船上装有指南针，正确把握航行方向。西湖之中的画舫，精雅多彩，“有一千料者，约长20余丈，可容百人。五百料者，约长10余丈，亦可容三五十人。亦有二三百料者，长数丈，可容二三十人。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御舟四垂珠帘锦幕，悬挂七宝珠翠”，宋理宗用香楠木抢金所制楠木舟，更为华侈。湖中“车船”，尤为注目，“船棚上无人掌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运河之中船载又有大滩船、舟同滩船、航船和飞篷船、铁头舟等多种。明清时期，西湖画舫游船式样更为众多，粗略统计有一二百种之多。明代西湖中流行以游船为家的“居舟”。富商汪明然特制的“不系船”，长有六丈，宽为一丈，船中家用器具及卧室、餐厅、壁厨一应齐全。乾隆游西湖的御舟是一种特别制造的龙舟，名叫花园船。舟中砌石阶，用棕毛作一亭，亭中栽松竹，四周植花。江河大船的制造技术也有发展，明代钱塘宝船厂与仁和县谢村船厂能修造千料的江河漕船。还有平底沙船、方头布帆、五桅船，以适用于浅水沙滩而远近闻名。
造桥与筑路 杭州的桥梁建筑约始于秦汉，在今余杭、富阳、临安等地都流传着秦始皇建桥的民
间故事，如富阳的秦望桥、临安昌化百丈山的石桥。据雍正《浙江通志》载，余杭的长桥、通济桥、
葫芦桥、莲花桥、部伍桥始建于东汉。早期的桥以木桥为多。杭州的卖鱼桥为半圆拱桥，民间相传建
于隋唐，是杭州最早的拱桥。南宋杭州的桥梁建筑更加普遍，仅京城内外有桥达三百多处，其中以石
拱桥为多，此外有石梁桥、木梁桥。唐以后，杭州逐渐成为今浙江的水陆交通中心。长安有驿道通至
杭州，又从杭州通向福州。杭州又有通向湖州、睦州(今建德)、越州(今绍兴)、婺州(今金华)、衢州、处州(今丽水)、温州、台州、明州(今宁波)等驿路。唐代以前，道路多是泥石路。南宋时，道路开始铺上石板，比较平坦。京城御街铺上巨石三万多条，平坦笔直，宽近1520公尺，贯穿杭城南北。
造 纸 杭州的造纸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初以藤纸、竹纸为多。据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
余杭县由拳村出产的藤纸为名品，余杭县令范宁规定以藤纸为官府文书用纸。唐代杭州纸成为土贡。
至南宋，西湖赤亭山的赤亭纸和富阳小井纸(一作小开纸)和蠲纸、睦州淳安的竹纸等为名品。宋代苏易简《文房四室·纸谱》:宋代嫩竹纸，多为写信之用。如遇拆发，随手便裂“不复粘也”。“浙人以麦茎稻杆”为原料造纸。杭州楮纸色白质韧，除用印书外，还用于印“东南会子”(类似纸币)和各种“引券”(即证书、执照之类)。赤山湖滨和安溪均设有造会纸局，匠工多时达1200余人。据《宾退录》记载，杭州蠲纸，“泽以浆粉之属，使之莹滑”，以纸质细白光洁出名。从明至晚清，桐庐是严州府造纸最发达的一个县。桐庐以历日纸、土纸为著名;分水以综青纸、银色纸、烧纸等负有盛名，都运销附近州县。
明清时期，杭州的油纸、余杭的竹烧纸、富阳的“谢公笺”和以稻草为原料的草纸等为名品。明代宦官刘若愚《酌中志》和俞樾《茶香室丛钞》记载，皇帝用的草纸“惟市杭州好草纸为之”。杭州金箔、银箔为贡品，所用的乌金纸“性最坚韧，凡打金箔以包金片打之，金成箔而纸不损”。光绪年间，富阳的竹纸帘，丝细如头发，漆如紫色，悬于门窗，极为雅观。
印 刷 雕板印刷技术约始于唐代，至五代吴越国时，雕板印刷技术已相当发达。杭州雷峰塔倒坍时发现的佛经一卷《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经卷全长2米，高7厘米，卷首为礼佛图，次为经文271行，每行10字，共计2700余字。这是杭州最早的图文并茂的雕板印刷品。显德三年(956)，杭州雕印的佛经《宝箧印心尼经》数万卷输往日本。北宋时，杭州与汴京、福建成为我国三大印刷中心。雕印良工荟集，字体工整，刀法圆润。淳化五年(994)，宋太宗派人把《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七经正义》等书送至杭州雕印，作为国子监所印的标准本。王国维说:“北宋监本刊杭者，殆居泰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祂，在庆历年间(1041－1048)就是杭州书籍铺的优秀刻印工。五代北宋以雕刻佛经为上乘，字迹清晰，丽水碧湖宋塔出土了政和六年(1116)刻印的《佛说观世音经》。南宋时，官刻与私刻印刷品均为全国之首。现北京图书馆尚保存南宋杭州刻印的《周易注疏》、《资治通鉴》、《文选五臣注》等古本，至今仍有一股清秀味。南宋学者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当时，杭州还能雕印青、蓝、红三色的图画、日历、钞引(证券)和会子(纸币)等，上海博物馆至今还保存南宋杭州的会子铜刻板，其版式为长方形，上为金额，下为花纹，横赏格当中横刻“行在(杭州)会子库”五字。刻书以陈起、陈思父子所开的陈宅经籍铺与陈解元书籍铺为最，有刻工10余人，先后刻印唐宋名人诗文集100多种。元代，杭州、大都、福建建宁、山西平水、新疆吐鲁番并称五大刻书中心。许多官书仍送杭州刻印。西湖书院补刻南宋国子监所存的书板达100多种，其中《文献通考》一书348卷，刻印俱精，字体优美，行款疏朗悦目，为元本中上乘。明代，话本、小说刻印最流行，刻书铺计有24家，尤以嘉靖年间(1522－1566)钱塘人藏书家洪木便所刻的《清平山堂话本》6种60篇和《夷坚志》、《唐诗纪事》等为名品。高僧紫柏在五台山主持刻印《大藏经》，于万历十七年(1589)送至余杭径山寺续刻，时人称《径山藏》，计1654部、6956卷，至清康熙年间完成，是我国佛经典籍第一部方册本《大藏经》。
同治四年(1865)，浙江官书局成立，集刊工100多人，至光绪十一年(1885)的20年间，先后
雕板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之书达200多种，成为我国近代五大官办书局之一(金陵书局、扬州书局、武昌
崇文书局或名湖北官书局)。光绪十八年(1892)杭州开始出现了一家使用蒸气机的石印厂，有两台
印刷机，由一台小发动机发动，有印刷工人30余人，印出样本都很精美。
制 瓷 原始良渚先民以烧制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杭州萧山茅湾里遗址(约春秋战国时期)除出土大批印纹硬陶外，还出土了一批青黄色薄釉的原始青瓷，胎质坚硬密实，胎色较白，易吸水分，器底壁厚，器身单薄，外表素面，器内有螺旋纹。除器底外，表里均涂有一层青色薄釉，是一种介于陶与瓷之间而接近瓷器的一种过渡产品，是杭州最早的原始瓷。五代时，萧山是越窑秘瓷的产地之一。南宋定都杭州后，汴京官窑随之迁至杭州城凤凰山麓，专门生产皇宫朝廷所用的青瓷。澄泥为范，造型端庄，釉质肥润，外涂粉青釉或粉红釉，胎薄如纸。入窑烧成后，底足露胎，还原较强而呈黑色，人称“铁足”;器口灰黑泛紫，人叫“紫口”。因此，南宋人称官窑瓷器的特色是“铁足紫口”。胎薄厚釉，细密润泽，精光内含，表面大多有裂纹，称为“开片”。在瓷器外表又使用划花(凹雕)、锈花(针刺)、印花(板印)、锥花(锥凿)、堆花(凸堆)等新技术，使外观更为艺术化。乌龟山郊坛官窑遗址出土的南宋瓷器，胎土呈黑灰以至黑褐色，胎质较薄，施釉较厚。釉有粉青、炒米、黄等多种色泽。器形以盘、碗、杯、碟等日用器皿为多。元代以后，官窑日废，制瓷工匠流散，其技术失传。今以乌龟山麓官窑遗址为基础，建立了南宋官窑博物馆。
酿 造 杭州酿酒技术的记载约始于东晋。《晏公类要》记载，东晋初，有位老媪裴氏在仙老墩采百花酿成酒，人称“花酝”，名闻远近。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称赞本地梨花酒。北宋时，杭州酿酒成为江南的最大产地，岁课达30万缗，仅次于汴京、成都，为全国第三。我国第一本制曲酿酒技术的专著《北山酒经》就在杭州诞生，编者朱肱，字翼中，归安(今湖州)人，元礻右二年进士，官至奉议郎直秘阁，因言朝政而罢官，后迁居杭州北山大隐坊(今大井巷环翠巷)，潜心研究与总结制曲酿酒技术，撰成此书。该书指出当时制曲技术已由单一的麦或米为原料进步到原料的多样化，且加进一些中草药，使其花色品种增多。书中还对良种曲料磨成粉，涂在新曲种上，以利于微生物的生长;酿酒中利用加热菌，酒坛内涂蜡或涂漆，坛内的酒要装得满不留空气以利保存等新技术作了记录与介绍。南宋定都杭州后，酿酒业更加发达，为全国之最。据《武林旧事》载，市场上出售的名酒有思堂酒、流香酒、碧香酒、玉练王追、蔷薇露、竹叶青、珠珠泉、兰桥风月等54种之多，其中一半以上为本地酿造，销售额高，“日售万缗”。严州(治所建德)的酿泉、桐庐的酒落也是南宋名酒。占地数千亩的南宋曲院，是制曲的最大官营作坊，为户部所办，取金沙江泉水，每年制曲100万斤，获利5万余缗。
明清时期，官酒衰退，而民间私酿技术仍在发展。如明代的竹叶青、虎跑泉酒、梅花泉酒等为杭州名酒，秋白露为富阳名酒，萧酿为萧山名酒。严东关致中和店生产的五加皮酒，是清代名酒，约始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酒味甜醇，有活血祛湿之功能。同治二年(1863)，参加新加坡南洋商品展览会荣获金奖。南宋时於潜县产于术，加白术酿成之酒，清香醇厚，人称于术酒，至明清为名酒。
南宋时，醋、酱油酿制技术也很发达。武林门江涨桥之北有条醋坊桥，是南宋醋坊集中之地。至清朝，各州县城中均有一二处酱园坊店，酿造酱、醋，供应本地居民。
制 盐 杭州制盐约始于汉代，至唐宋发达，成为海盐的重要产地之一。北宋时，已有钱塘、
仁和、盐官、昌化等制盐场，年产约77000石(一石50斤)。南宋时又增加汤村、许村、南路、茶槽、
新兴、蜀山、岩门、下管、上管等9个制盐场，年产量达242729石，为北宋时3倍多。
制盐技术日益改进，煮盐方法有二:一是直接以海水炼盐，时人称为熬波;另一种是刮取碱土以
淋卤，然后用卤水煎盐。制盐卤方法，据《乐史》记载:“凡取卤煮盐，以雨晴为度，亭地(池)干爽，
先用人牛牵挟刺刀取土，经宿，铺草藉地，复牵(挽)爬车聚所刺土于草上成卤。大者高2尺，方一丈
以上，锹作卤井于溜侧，多以妇人、小丁执芦箕，名之为‘黄头’，滔水灌溉(浇)，盖从其轻便。食顷，则卤流入井。”
盐卤的浓淡，宋人采用石莲测试法。一般是“取石莲十枚，掷之卤液中，试其浓淡:如是十枚全浮
者叫全收盐，为最佳;如七枚浮起，为七分卤;如是五枚浮起，叫五分卤;如不到三枚浮起，则不堪
煮盐，需再用牛刺爬盐土，复将淡卤再淋，待卤浓再煮”。
煮盐工具，唐代时有铁盘与竹盘两种。铁盘，广袤数丈，一般能煮300斤以上，盐色青白为上等品。用竹盘者，盘外需用蛎壳屑泥涂抹一层，所煮之盐色黄嫩，质次一等。此外，民间也用“镌子”煮盐，规模小，一昼夜可煮60斤左右。以上制卤煮盐方法，从唐宋一直沿至近代未变。
4.园林建筑技术
园 林 杭州园林建设，约始于东晋南朝，至唐代已初具规模，比较集中于灵隐天竺、西湖孤山和凤凰山麓三地。灵隐天竺一带，寺庙建筑深藏于竞秀群峰之间，周围古木参天，绿叶掩映;寺内回廊交替，曲折多变，幽静肃穆，步入寺庙，令人油然起敬。这种山青水秀与佛寺塔幢相结合的佛寺园林，是杭州最早出现的园林。至唐代，杭州刺史袁仁敬又于洪春桥西至灵竺路一带大路两旁各栽三行松树，每行相隔8尺，苍翠夹道，阴霭如云，是杭州最早的大规模植树绿化，使灵隐天竺一带首先成为以佛寺为中心的自然大园林，今九里松之地名就是由此而来。
凤凰山麓是隋唐时期的州政府所在，州衙后苑是地方官员休息之处。因地处南凤凰山，左江右湖，
是登高望远俯瞰杭城的佳地。苑内楼阁高耸，亭台林立，正如杭州刺史白居易《初领郡政退衙登东楼》
诗说:“赖是余杭郡(即杭州)，古榭绕官曹(官府)，凌晨亲政事，向晚恣遨游”。白居易所登之东楼，
是州府后苑最高之楼，又名望海楼，始建于唐初武德七年(624)，楼高十丈，耸立云霄，是地方官
员和文人雅士登高望远的佳地。
西湖四周的大园林建设，最早是天嘉元年(560)孤山之麓兴建的佛庙永福寺，寺前栽有两棵大柏树，枝茂树高，山麓又多梅花。至唐代成为西湖最早的游览胜地。白居易《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诗中有“孤山园里丽如妆”之句。南宋时期，西湖大园林有了迅速发展，形成独特的西湖十景，供人一年四季观赏，春天有苏堤春晓、柳浪闻莺，夏天有曲院风荷，秋天有平湖秋月，冬天有断桥残雪等。
南宋时期的园林建设技术最精湛是宫廷园林，富有江南水乡特色。凿池堆山，仿造西湖山水，成为南宋宫廷后苑建设的主要特点。皇宫后苑和德寿宫后苑内，挖掘一个占地10多亩大的龙池，又名小西湖。湖内堆有水月、境界、澄碧三个小岛，岛上建有亭阁。湖畔的亭台楼阁倒影湖中，别成画境。小西湖边又堆小山，称名小飞来峰，高约十余丈，玲珑剔透，洞室相连，曲折离奇，登峰俯瞰，整个后苑尽收眼底。苑内以小西湖为中心，把整个后苑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小区，建设不同风景的小园。东区名花汇集，曰钟美堂;又以赏春花为主，每逢鲜花盛开之际，于堂前置风轮，风吹轮转，芳香满园。南区以赏夏景荷花为主，松竹成林，当中用日本椤木建成的翠徽堂“不施丹*<，白如象齿”，是皇帝避暑之处。西区以赏秋景为主，特多桂花、菊花，有依桂阁，是皇帝赏桂之所。北区以冬景为主，多梅花，有楠木建成的明远楼，是皇帝赏雪观梅之地。总之，大园包小园，开合穿插，构成不同的景观，步移景异，变化无穷，给人以无限的感觉。
贵戚府第花园，以瑞石山麓的权相韩*=胄南园最具特色，“因其自然，辄以雅趣”。特点有三:一是园中布置一个以“竹篱茅舍”为特色的山村，“宛然田家气氛”。二是添夜景，利用阅古泉下的桃坡12石级，每夜每一级点上十数盏灯，光彩夺目。三是园内建造极其华丽的阅古堂，展览文物古宝和皇帝的亲书题匾。据当时文学家陆游《阅古泉记》说，需三日才能游遍。
南郊的玉津园，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也是招待金国使者的宴谢之所。每当宴会完毕，在园内举行射击比赛或球赛，表示宋人重武的传统。把健身、练武的军体活动引进御苑之中，在南宋独此一家。
建 筑 原始人建筑居住房屋，始于四五千年前。杭州半山水田畈遗址发现一处居址，它由火坑、柱洞、水沟等组成。柱洞3个，为居住中心;火坑是泥块堆砌而成，位于居址之东南角;水沟离开居址之北，约有3米宽。以木结构为主体的民居建筑，在唐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据五代末宋初喻皓《木经》记载，民居建筑已程式化、标准化。五代和南宋时期，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发展尤为突出，皇宫建设均以州府衙门为基础扩建而成。五代吴越国时，扩建首府杭州外城达70余里，西南之城墙与群山相连，林木茂密，需“穿林架险”，版筑城墙。其中，朝天门建筑最具特色，它位于吴山之麓，城门之上建有城楼，壮丽宏伟。城楼叠石基高4仞4尺，楼高6仞4尺，东西宽56步，南北减半。中为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四周壁立牙柱三十四。城楼当中放置钟鼓，每日以报时辰钟点。楼西是武台，夷敞可容兵士百余人。
南宋皇宫大门，据《梦粱录》载，以丽正、和宁门最为华丽。“其门有三，皆金钉朱户，画栋雕
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宫内数十座殿阁的布局及建筑风格与长
安唐宫完全不同，依凤凰山麓起伏的地形，错落有致，灵活多姿，显示南方建筑技术的特点。
佛寺塔幢建筑技术颇具特色，约始于隋唐，盛行于五代两宋。杭州最早的塔是北高峰塔，创建于隋代，宋元时期废。位于今城区的龙兴寺经幢，始建于唐开成二年(837)，是浙江省现存最早的经幢。经幢由须弥座、盘石、幢身、檐子、短柱等部件构成，高达4米。八角形盘石，每壁面雕有单钩栏，上刻云拱;华板雕菱形、规矩、花卉纹等，刻画粗放;短柱口圆，雕四龛造像。吴越国王在凤凰山麓建第一座木塔，遇到塔摇晃的难题，由建造木塔闻名的五代末宋初名匠喻皓帮助解决。北宋初，喻皓又到汴京开封府，设计一座高达160余尺的13层木塔，他根据汴京多西北风的气候特点，在设计中把塔身斜向西北，增长了木塔的寿命，时人称其为“造塔鲁班”。五代，杭州约增建各种塔幢一百余座，至今保存的尚有:灵隐寺大雄宝殿前露台上东西相对的两座经幢，这两座用石料雕刻砌筑的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经幢有八面九层;今凤凰山麓梵天寺前的两座经幢，始建于乾德三年(965)，为八面五层，束腰基座，分两层，下层四周侧面刻山峰，上层平面刻海浪，再上须弥座，浮雕为九山八海的佛教故事，幢高15.69米，是浙江省保存至今的最高幢塔;今钱江边矗立的白塔、六和塔也始建于五代吴越国时期。闸口白塔，八面九层，逐层收分，比例适度，出檐深远，起翅舒缓，轮廓秀丽。这种楼阁式八面塔，在中原或北方极为罕见。此外，临安功臣山麓至今尚保存一座高达25米多的五代砖塔，以牵木增强牢度的技术建成，反映唐塔的遗风。
5.中医药科技
杭州的医药科技约始于东晋南朝，钱塘籍名医徐熙及其儿子徐秋夫，以善
治病闻名。他的孙子徐道度继承家学，尤以“疗疾无不验”，入宫为皇帝治病。南朝宋文帝(424－
453)称赞说，天下有五绝，皆出钱塘: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允围棋和徐道度
疗疾。徐氏一家祖孙出了6位“善医药”的名医，或精于小儿科，或精于治疗腰痛，或精于治肠胃病，
或精于针灸，或精于妇科等，成为杭州最早的一批医学科技的传播者。唐代杭州始有病坊(医院)，五
代时已有药铺。
南宋时期，杭州成为全国医药科技的中心。绍兴二十六年(1156)，南宋朝廷在杭州通江桥北重
建太医局。太医局，是南宋唯一开展医药研究与教学的中央机构，培养医药的高级专门人才。内分方脉、
疡科(相当伤科)、针科等3科。学习《素问》、《难经》、《脉经》、《千金要方》、《龙树论》等
课程，计生员250余名，毕业之后，除留京城、皇宫外，大多分配到各州县充任医学教授或医生。
南宋杭州，宫廷御医、民间医生人才济济，尤以伤骨科、妇科、小儿科著名。名医嵇清，字仁伯，
仁和县(今杭州市)人，相传宋高宗(一说孝宗)因骑马落地而伤骨，御医束手无策，由嵇清治愈，高宗
替他在医铺前(医铺前临中河，交通不便)造一桥，人称嵇接骨桥，其名至今沿呼。以儿科著名的名医有
吴观善、李信、靳鸿绪、范防御等;以妇科著名的有邢氏、萧氏、郭敬仲等名医。
南宋时，中药制剂的生产由国家专门设立的药局管理。绍兴六年(1136)朝廷在杭州设和剂局及
熟药所。和剂局制药以后，熟药所(后改名太平惠民局)轮流出售成药与汤药，并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成
药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济局方》，以供各州县依配方制成熟药以售，杭州成为全国的成药制剂中心。
元代时，除地方政府设立的惠民药局配制成药出售外，钱塘名医夏应祥在寿安坊开设安堂药室，采办
殊方异壤药材，按古方配制成药发卖，为民间制药之始。元代名医沈好问，以针灸治疾闻名，人称“
沈铁针”。以祖传伤科闻名的倪居敬，为杭州路医学教授，为人疗疾多有奇效，升为江浙官医提举。
明代杭州，仍为东南地区的医药发达城市之一，不仅名医辈出，而且民间配制中药业有了发展。嘉靖三年(1524)，朝廷御医许某卸任后，在杭州靴儿河下新官桥堍开设了许广和国药号，能精制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等各种成药300余种，直到晚清衰败。天启年间，余姚人朱养心在杭州大井巷创设朱养心药室，制售眼药和膏药，闻名内外，今扩为朱养心膏药厂。以治疗伤寒著名的张卿子，家住杭城菖蒲巷，晚年撰成《张卿子伤寒论》流传至今。明末清初医僧戴笠，杭州人，于顺治十年(1653)东渡日本崎岙，成为日本名医，据《日本医学史》载，著有《疹痘百死形状传》、《唇舌口诀》等8种留传日本。
清初，朝廷取消医户制度，推行医家考试合格后方准行医制度，职业行医与药铺有了较大发展。
许多药铺还请名医坐堂，为病人治病配药。顺治六年(1649)开设的方回春国药号，嘉庆十年(1805
)余姚人开设的张同泰国药号，嘉庆十三年(1808)宁波人叶谱开设的叶种德堂国药号，同治十三
年(1874)胡雪岩在大井巷开设的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等数十家药店，大多为前店后场，自制传统名
药，广销全国各地。胡庆余堂与北京同仁堂并称为南北两家名药厂，能自制中药数百种之多。
清初，钱塘名医赵学敏(1719－1805)，行医四十余年，总结撰成《本草纲目拾遗》、《利济十
二种》等书。其中《拾遗》一书10卷，收录中药921种，内有716种是李时珍《本草纲目》所未收录，成为清代本草的名作。
6.天文历法科技
杭州天文科技的研究始于五代吴越国。今杭州碑林保存了吴越国王钱元*'及次妃吴汉月墓上两块天文石刻星图，据专家考证，是公元941年和951年所刻，是今全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石刻星图。原石不仅加工细致，星象位置也相当正确。石刻星象用阴纹勾画，星与星之间用线连接，星图四周，未有装饰性花纹，构图简明朴素。除星象外，还以北极星为圆心，用单线刻半径不同的四个同心圆圈，表现了石刻星图重视把象征性与写实结合起来，反映唐五代时期天文学的研究水平。
南宋时期，朝廷在杭州重建了主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局。据《宋史》记载，太史局的任务是每日向朝廷报告所测之日月、星辰、气候、禅眚等情况;制定每年的历法，呈报皇帝御批后颁布全国使用;同时选择祭祀、冠婚及其他朝廷大典举行的黄道吉日。在吴山之顶建有天文台、钟鼓院、刻漏所等。南宋时，全国天文台有二，均设在杭州。一为太史局之司天台，在吴山之顶;二是秘书省之浑仪所，在今清河坊。吴山司天台，又名天文院或名测验浑仪所。《咸淳临安志》载:“台上有浑仪，台下有土圭，长一丈五尺，表八尺，堂内有刻漏，惟土圭以石为之，余皆铜。景定(1260－1264)中创。”该台负责记录昼夜观测日月星辰或风云气象，每日须向朝廷奏报。据《宋史·天文志》载，从绍兴五年(1135)二月至德礻右元年(1275)的140年间，共详细记录日蚀60多次，其中绍兴七年(1137)二月初一、绍兴十七年(1147)十月初一、庆元六年(1200)六月初一、嘉泰三年(1203)四月初一、嘉定四年(1211)十一月初一等5次日蚀记录尤为珍贵，与南宋并列的北方金国天文台却未有观察记录。对太阳黑子的观察与记录也很周详，对黑子的形状、大小、位置、持续时间、变化情景等，有详细记录的达19次之多。对月蚀观察记录十分周全，140年间记录了月蚀112次之多。对彗星的观测记录具体而细致，其中14次对彗星形状、颜色、持续时间等均有述及，尤为珍贵。
南宋大臣黄裳(1146－1194)，乾道进士，官历国子监博士、起居舍人、礼部尚书等职，是光宗为
太子时的老师，曾为太子画了8幅天文图、地理图。据《玉海》载，他所画天文图称黄裳天文图。淳
礻右七年(1247)苏州府所刻的天文图石碑，便以此图为底图，至今保存在苏州文庙中，是最早的
天文图碑之一。
南宋还重视日历的制订与修改完善，140多年间，太史局曾先后制订了统元历、乾道历、会元历、
统天历、开禧历、会天历、成天历等8种，其中以杨忠辅等制订的统天历最为准确实用。该历提出与
现行公元历——格里高利历一样的回归年长度，即一年等于365.2425日，比欧洲公元历早300余年。
清初杭州籍的天文学家胡，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在北京为庶吉士编修，晚年归杭，著有《星谱》一书，是清代重要的天文著作。
7.算 学
杭州算学理论的研究，始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在杭州重建培养与研究数学人才的中央机关——算学。算学每年向全国各地招收学生120人，允许庶人与命官攻读，归太史局主管。生员学习与研究的功课以《九章算学》、《周髀算学》、《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和《张卿建算经》等为主，兼学天文历书等。
南宋时，商用算学较为发展。在民间因一斤十六两 ，计算物价不便，出现了斤换两的计算法。宋元四大数学家之一杨辉，杭州人，他在《日用算法》(1262年撰)中总结民间经验，编成《化零歌》，容易背记:
一求隔位六二五，二求退位一二五，
三求一八七五记，四求改曰二十五，
五求五一二五是，六求两价三七五，
七求四三七五置，八求转身变作五，
……。
也就是说，一两是一斤的十六分之一，等于0.0625;二两是一斤的十六分之二，等于0.125，…
…。用口诀算物价，把复杂的乘除法简便为加减法，算得快又不易错。此法不久流传到日本、朝鲜等
国。杨辉《讲解九章算法》中画了一张“开方作法本原图”，详细介绍了三角形表的构造、用途，后
人称为“杨辉三角”，比西欧“帕斯卡三角”早400年。
明代杭州籍的历算学家李之藻(1565－1630)，在任钦天监(主管天文历法的朝廷机构)时，学习了
西方的先进天文算技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同文指算》等书，介绍西方算法的精华。晚年返归故乡隐居灵隐山麓，继续译编《新法算书》、《天文初函》等科技著作。
明代杭州籍的另一位算学家，是曾任浙江布政司、主管田赋税收财会工作的吴敬，他花了十多年
时间精心研究九章算法，于1450年撰成《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一书10卷，其中最早详细记载了珠算术，成
为我国研究珠算的珍贵史料。
晚清时期，又出现了一批杭州籍数学家夏鸾翔、戴煦、项名达等。夏鸾翔对平面几何、三角函数，
尤其是曲线术方面造诣最深，著有《洞方术图解》、《致曲术》、《致曲线》、《致曲线图解》等。
项名达，道光六年(1826)进士，不愿为官而回乡“专攻算学”，在苕南书院(今余杭)讲学，“著述
甚富”，如《勾股六术》、《象数一原》等名著流传后世。戴煦，青年时期写成了《重差图说》一书，
文字通俗易懂。他中晚年仍专心于数学研究，撰成《对数简法》、《续对数简法》、《外切密率》和
《假数测圆》(四书合成《求表捷法》)等，突出表现他在对数学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当时在上海的英
国汉学家艾约瑟专程来杭州求见，回国后还将其学著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流传。